各个年代，科场弊案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。

唐初和后来辫子当家的时候可不一样，辫子那会是腐烂到了根子上，从上到下只认银子，王公贵戚保驾护航，官员们上下其手，考生们各显神通，那才叫个群魔乱舞。

八股文章也成了读书人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
一任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可谓是无官不贪，人家读书人当了官，就是朝银子来的，谁也别想拦的住。

有人曾经说过，一任道台做下来，良心摆在中间，轻松可得二三十万，偏下的，则无可计数，最大的贪官头，就是各个宰相，王爷，有时候连皇帝都不能免。

唐初时节，科举确立地位的时候，人们是无法想象后来的景象的。

这个时候人们的廉耻心还比较强，比如说贵族们，他们参加科举的时候，就算是小抄被人搜出来，也是会丢尽脸面，连带着家族都要受累。

就别说泄露考题了。

所以元贞六年的那次道试，总共报上来的才有三十六起科场弊案，和后来那会从上到下，作弊成风的景象根本比不得。

就算如此，朝廷也发文警告各道，以后务必睁大眼睛，不让一只硕鼠钻了空子，一旦查获，尽都从重论处。

道中官员若参与其中，抓住一个杀一个，绝不留情。

所以说元贞四年那场科举京试，竟然闹出了泄露考题的故事，还没找到罪魁祸首，却是把朝中的一些人给惹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