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泰山归来后，刘皇帝安分了许多，也不得不安分，整个帝国也因为各项事务，纷扰了将近一年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其中除了对封禅带有自我批判总结的因素，也因为实在是折腾不动,  也不好折腾了。

    一场水疫灾害，波及广泛，几乎导致整个河南、半個河北元气大伤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慢慢休养恢复。

    紧接着，又是中原、淮南、江南的粮食减产，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饥荒，虽然没有饿死个几万人,  出现大面积的流民，但多少给朝廷添了些麻烦。

    在刘皇帝封禅泰山的同时，大汉是生了些病的，但哪怕只是感冒伤风，也需要用心调养的。大概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刘皇帝不得不少事守静。

    虽然嘴里一直在说，不断表示，他奉行垂拱而治，国家有太子帮忙盯着，朝政有赵普等宰相帮忙处置，他可无忧，安居龙庭纳福。

    而这些年，尤其是二次北伐之后的这些年,  刘皇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在刘皇帝在位的这二十五年中,  就属最近的三年,  他最为懈怠，对朝政的干涉也最小，基本将大部分的朝政事务权力都下放到政事堂。

    哪怕是封禅的事，刘皇帝都显得漫不经心的，没有过多参与，一切都由赵普等人在下面安排到位后，再行下诏。至多在中原大灾后，面对赵普对筹备事宜的请示，稍微表了下态。

    若不是因为开宝十年的大灾，刘皇帝的存在感或许还要更低，不会那么积极地下诏发声，鼓励官民。

    当然，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一在于北伐之后的国家战略政策调整，当大方向定下后，有赵普那干人操持着，也不需要刘皇帝再多费神劳体，可以把注意力放到他感兴趣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