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昔缪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”

    清脆的背诵声回响在崇政殿内，抑扬顿挫，颇具感情，刘皇帝坐在一旁，微闭着眼睛，默默倾听着，摇头晃脑，嘴角带着点笑容，似乎十分享受。

    近些年，大概是老眼昏花的缘故，刘皇帝很少拾卷读书了，而让三馆、诸殿的那些翰林学士、饱学鸿儒轮流给他读书讲史。

    对于那些博学之士来说，可是一个不小的恩典，毕竟，刘皇帝用人，向来注重实干，而藐视空谈，因此，朝廷虽然养着诸多文臣，但大部分都束之高阁，让他们做些编史、修书的工作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对大部分文人而言，已经是厚遇了，但政治地位上的落差感，终究是难免了。学成文武艺，报与帝王家，大部分人，还是更热衷于做官，向往权力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

    然而，在这方面，大汉的文人始终都被压制得很厉害，朝中当权者，少有道德学究，大部分的要职，都被那些功臣勋旧以及“不学无术”所谓实干之才所占据。

    这也是许多当代文人，所愤懑憋屈的，自觉有经天纬地之才，而无施展用武之地，只能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殿馆中做学问，殿室再华丽，他们也只是一只只被圈起来的金丝雀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也国家承平久了，思想开始出现别的苗头了，各种言论层出不穷，乱七八糟的事情也多了，换作二十年前，没有多少文人敢对朝政朝臣高谈阔论。

    对于新出现的这些声音，刘皇帝自然是听而不闻，甚至还直接表明一个态度，当官的若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做学问上了，还有几分能用在实处，于国何益，于民何利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