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很多门外汉来说，指挥打仗就是一门玄学。

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，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，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，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，都当得起“名将”之称。

可在真实的战争中，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，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。

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，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，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“误判率”对比。

严格地讲，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。

其人虽是文官，却因守土有责，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。

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，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，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。

正是基于这一判断，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，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。

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——不求歼敌获胜，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，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。

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，加上错误的布局，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。

大战开始后，濮州不战而降，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，济州门户大开，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。

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，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。

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，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，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，而不是主攻方向。

在其人看来，大同以“讨宋”为由出兵，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，而在京西北路。

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，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，然后一路凿穿郑州、颍昌和汝州，攻入南阳府，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。

朝廷虽然在郑州东、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，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，就算冒险出城了，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。

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，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，而且可能性极大，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。

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，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，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。

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，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。

如此形势下，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。

而大宋要应对的，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，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，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。

然后，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。

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，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。

袭庆府发生动乱后，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，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，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