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体而言，汉中也好，蜀地也好，还是跟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。长江与汉水分别连通了蜀地与汉中，水路前往这两地，要比关中那边翻阅大山走栈道便捷太多了。

    三国时期，诸葛丞相就是长期用蜀地产出的蜀锦，水路运输到江东，来交换东吴那边的粮食，以弥补蜀地粮食产出的不足。

    而蜀国长期的北伐策略，也是以攻代守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，为东吴减轻战略压力。

    可惜的是孙十万比较废柴，而且东吴的世兵制对于开疆拓土的势力来说又是个大毒瘤，无法改变战略上的劣势。

    一直到唐代，蜀地与江南的联系才日渐紧密起来，形成了“一扬二益”的经济格局。蜀地与江南连接的关键地段“夔门”，变成了商贾云集，因为贸易而畸形繁荣的中转之地。唐王朝在此设立夔州江关衙门，专业收过往商船的商税。

    刘益守前世历史上，这地方可不得了，历代朝廷在此地设长江关隘，收税收到了1917年。

    可以说收税收到了手软！

    有鉴于夔门到重要性，刘益守命朝廷中枢颁布政令，在巴东（奉节）设立关隘，派兵屯扎白帝城，改巴东郡为夔州，建立夔州都督府。并于此地设长江江关与巡检司，负责长江三峡水道安全。

    萧衍执政非常惰怠，满地是钱都不知道捡起来，施政又无远见，只顾眼前不管将来，往往都是后知后觉。

    如今蜀地与江南的局势，跟刘益守当初入主寿阳时相比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    自从萧纪入主蜀地后，民生安定，物产渐丰，商贾在蜀地和荆襄两地来往不禁绝，情况早已跟旧时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   如今蜀地与江南人员来往不断，物产交易亦是颇为频繁。虽然萧纪属于将来必定要叛乱的藩王势力，但这并不妨碍刘益守先把两边收税的关隘建好。

    收税嘛，一万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，有多少收多少！多多益善。

    把商税收起来了，农税便可以少收一些。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体系里，少收农税，让底层百姓富裕起来，尽量解除他们与世家大户的人身依附关系，商业便能自然而然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商业都发展不起来，社会怎么进步？很多事情是明摆着的！

    无论世家大户多么牛逼，有个跟资本社会同样的道理不能忽视：这些人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极低！而且这些人又无法提高底层百姓的消费能力，导致了社会运行的极大扭曲。

    所谓百姓不闹事，只是社会运行的最低需求，如果以这个为最高，刘益守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甩开膀子及时行乐了。

    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：古代农税的运输成本，往往高得惊人！而商税以货币，布匹等物为主，运输成本低，尤其是靠近水路关隘所收商税，更是如此。

    国家收商税的效率更高，成本更低。

    刘益守秉持着“富人多交税，穷人少交税，补不足而损有余”的理念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该收的税绝不手软。

    王琳带着常德水军抵达夔州后，担任夔州都督府的大都督，在此地改造旧有船坞，扩大规模，打造战船与商船，派人巡视江面。用贩卖商船与槽船的方式筹集部分军费。

    朝廷又下令在夔州设立关税衙门，依照中枢政令对过往商船收商税，对过往旅客收人头税。收上来的税款，并不经过王琳的手，而是听从中枢分配（不一定会运回建康）。

    二者同级，并行不悖。

    刘益守对蜀地的攻略，不声不响的就在积极准备着。如今连汉中都没有拿下，就想着要攻略蜀地，似乎用“得陇望蜀”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他这个老硬币的野心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秋收已过，天气晴好，适合行军。杨忠领着五百精兵，乘坐禁军所属的水军船只先抵达郢州（武昌）后，又走汉水来到襄阳。

    稍作休整补给后，又沿着汉江逆流而上前往汉中，一路坐船毫不停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