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出冯天放语气中的讽刺味道，傅松的牛脾气上来了，“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，只要钱给到位，就没有挖不动的墙角！”

冯天放笑呵呵道：“行，那我等着，看看你能找个啥样的好秘书，别到最后又找了半个秘书，跟这半个秘书凑一对，哈哈，正好一个秘书。”

傅松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道：“那就走着瞧。”

冯天放端起茶杯，“怎么觉得你信心挺足的。”

傅松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不差钱儿，一个月工资一千块钱……。”

噗……

冯天放又喷了一口茶，瞪着眼睛问：“你说多少？”

傅松风轻云淡道：“月薪一千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除了月薪外，还有季度奖、半年奖、年终奖。干够三年送一套房子，如果不喜欢楼房，就咱们这里的小洋楼我再搞一栋，离我家还近。呵呵，我就不信没人动心。而且这个价一点都不多，在我眼里，人才无价，一千不行就两千，两千不行就三千，我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。”

冯天放吹胡子瞪眼道：“钱不是万能的！”

傅松露出一副欠揍的笑容，“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”

看着冯天放夹着材料气呼呼地走了，傅松轻轻地摇摇头，老爷子，您的观念已经过时了，马上就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了！

这个时间并不遥远。

后世很多人都说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，中国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，这话放到1980年代同样适用。

改革开放快十年了，短短的十年里，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，但改变最大的不是物质条件，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断裂，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，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，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，改革疲劳症正在凸显。

所谓的“改革疲劳症”，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疲劳懈怠现象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；二是改革的动力在减弱；三是对改革的畏难情绪在增加。

改革疲劳症的出现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利益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。

比如，社会政策提倡“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”，而经济上的“价格双轨制”则为部分群体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。这样，在“相对剥夺”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，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。

到了1980年代末期，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“端起碗来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的复杂社会心态。

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、地方政府层面的gdp主义，以及个体层面的拜金主义，其背后的逻辑都表现为将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是最大的成功，于是“一切向钱看”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。

这种病态的价值观并没有像顶层设计者预想的那样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，反而变本加厉、愈演愈烈。